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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工程刚刚建立日本汉学家就发来长信你们

发布时间:2024-01-17科研进展
1996年,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工程于5月16日正式启动。该项目共设立9个大课题、44个小课题,涵盖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学、地理学、天文学、测量科学等多个

1996年,“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工程”于5月16日正式启动。该项目共设立9个大课题、44个小课题,涵盖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学、地理学、天文学、测量科学等多个交叉领域。 超过170名社会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参与其中。

这项浩大的工程,当时被国内学术界认为是继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对夏商周历史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发掘和编纂。然而,西方学者和日本汉学家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这个约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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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正式启动后不久,一位日本著名汉学家就给彭林教授写了一封长信,“善意”地劝告他尽快停止这项工作。

“中国的‘夏商周工程’无非是为了拉长你们的历史,获得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我根据日本的血腥教训奉劝你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干涉学术,会让你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苦心”汉学家的意思。 他认为中国在搞民族主义,甚至认为我们的项目是欺诈性的,因为日本学者已经这样做了。 1980年前后,日本学术界进行了所谓的“旧石器考古”,出土了古代石器。 这些文物将岛国的历史推回到70万年前,几乎与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同时期。

当时日本举国兴奋,政府下令将《旧石器考古学》的发现纳入教科书。 然而,科技的进步暴露了这种裹着民族主义的骗局的破绽,所谓的“学术成果”根本说不过去。 最终,受骗的日本民众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石器是一位名叫藤村新一的考古爱好者自己“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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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彭林教授、李学勤等人却没有理睬汉学家,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开展工作。 2000年9月15日,历时4年多的“夏商周工程”正式结束,一个多月后出版学术成果《夏商周》。 它的出现引起了国际轩然大波。 许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政府搞民族主义,有的甚至质疑中国学者的学术道德。

《纽约时报》在结果公布第二天就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问题》的文章,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我国政府和学者的不信任。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公开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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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希望将其历史记录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便将中国与历史悠久的古埃及进行比较。”

更何况,他在即将召开的世界学术大会上,还说了一大堆废话。 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倪德伟公开宣称:“国际学者会把它撕成碎片”。 此言一出,不少国内学者也撰文表示质疑,有媒体发起反驳这一浩大工程的运动,历时五年多。 结果,《夏商年表》的“多版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准,基本算是失败了。

那么,夏商周工程到底揭示了什么,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如此批评呢? 难道真的如日本汉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走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所左右的“旧石器考古”的老路吗? 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项目也已经沦为“豆腐渣”,成为一个笑话。 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弄清楚这一系列问题,还得从这个项目的背景和目标说起。

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还是最大的劣质工程?

中国人素来讲“五千年”,我们坚信中华文明有如此悠久的历史。 因为我国有着丰富的史料,记录着历代的发展进程。 这是中华文明非常独特的一面。 如果与印度相比,你就知道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并不注重历史的记录。 古印度历史的发掘和编纂发生在英国殖民之后,得益于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 印度人参考这部书以及中国佛教高僧法显的《佛国记》等中国古籍,成功发掘了阿育王石柱、那烂陀寺、释迦牟尼成道地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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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不一样。 中国最早的“信史”记载是从西周民国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所有朝代都有传世文献支持,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结果,中国的历史还不到三千多年,不是我们口口相传的五千年。

然而,以司马迁《史记·三朝表》为代表的权威史书却确凿地记载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而且各个统治者的名字都非常清楚。 中国历史学家一直称之为“天下无年”,意思是承认夏、商、周的存在,但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年份。

这件事是中国历史学家心中隐藏的痛。 千百年来,无数圣人致力于此事,却始终未能拿出站得住脚的成果。 从西汉刘歆到清代中叶,学者们一直在旧论文中寻找章节和句子,但他们实际上没有比司马迁更多的史料。

但这件事意义重大。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难道就因为夏、商、周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而否定它们的存在吗? 从西汉到近代,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承认夏商周的存在,相信上下华夏跨越了五千年。 难道我们的祖先一直在骗我们吗? 同时,由于中国学术界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国际社会实际上并不承认夏商的存在。 这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历史界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于是,1996年,“夏商周工程”被提上日程,目的是填补中华文明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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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目标如下:

首先查出西周民国元年之前各王在位的具体时间;

其次,在商代晚期,可以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是从武丁到纣王(帝辛);

第三,武丁之前的商朝历史提出了更详细的时间框架;

第四,提出了夏朝的基本时间框架。

事实上,从我们设定的目标来看,学者们还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我们对周朝的年表有更高的要求,而对夏朝我们只需要提出最基本的框架。 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 从这一点来看,“夏商周断代计划”不能与日本汉学家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的“旧石器考古”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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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刚启动时,国内媒体评价非常积极,称其为“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甚至有人声称,如果我们提出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其成就将远远超过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编撰,因为它解决了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已要求两千多年,并允许“上下五千年”得到支持。

为了支持这一划时代的工程,国务院动员了当时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并责令相关部门全力配合。

科委副主任邓楠任组长,7部委高层领导为成员,李铁映、宋健为特别顾问。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等21名学者席泽宗、碳14专家邱世华都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负责领导各自领域成员的研究,连送茶的秘书都是顶尖大学的博士后。”

因此,国家和学术界对此事非常重视,基本排除了日本汉学家所说的“民族主义主导学术”的情况。 这个项目汇聚了一批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 日本汉学家的言论是对他们的亵渎,也是对中国学术界道德自律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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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个领域的学者经过讨论提出了两种基本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整理传世文献、甲骨文、金文等资料,通过厘清天文历法记录进行推算,推断出夏、商、周的年代;

二是梳理已发掘的典型遗址、墓葬。 如有必要,进行深挖掘以确定其碳14年龄。

此外,该项目还精心划分为“天象与京籍文献集”、“天文学综合问题研究”、“武王伐纣年表研究”等九大专题,并进一步细分分为44个专题。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由组织部门统一分配任务,节衣缩食地开展研究。

那么,如此精心细致的项目为何在结果发布后遭遇西方学者的集体抵制呢? 难道真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渣滓工程”吗?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是不容置疑的,从两起事件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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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巨大争议,我们需要正视一些错误

“中国要搞民族主义,推动自己的历史前进,激发人民的热情!”

国外的这种提法是比较无聊的。 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是可以理解的。 难道一定要外国人学了才算数吗? 事实上,我国学者在“夏商周计划”的研究过程中,推翻了之前的许多“事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三焰食”。

殷墟出土的一块甲骨上,曾经有学者读到“三焰蚀日”四个字,这是一个天文术语。 所谓“三焰日食”是指日食、日珥、水星日食同时出现,创下三项世界纪录。 长期以来,中西学术界都认为这块甲骨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创造了罕见的奇观。

不过,李学勤教授等学者在测年项目中最终否认了这一说法。 他认为,“三焰食”中的“日食”只是古代计时中的一个时间段,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日食”。 这充分说明中国学者有自己的学术底线,并不像别人污蔑的那样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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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没有对学者施加任何压力,强迫他们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 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有人提出“让年代项目作为国庆礼物”的想法。 他们想在国庆节前完成夏商周的制表,但遭到了邓楠的坚决反对,因为碳十四测量工作因精度问题影响了进度,强行制表肯定会影响结果。

“夏商周工程不着急,国庆节我们不需要送礼。”

邓楠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充分表明了政府的态度。 他们是理解并尊重学术规律的人。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西方学者不承认我们的最终结果,并声称要“把报告撕成碎片”? 事实上,客观地讲,我们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争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时国产碳14的精度不高,误差达到60年甚至上百年。 这样一来,对于严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特别是西周历史年代的确定,意义不大。 虽然邱世华等专家通过技术手段将误差缩小到了24厘米左右,但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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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夏商周工程主体框架的确定,实际上依赖于天文计算。 这一点成为日后很多人批评它的关键,也是西方学者不认同的重要原因。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著名的历史事件“武王伐纣”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 双方在牧野交战。

但“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描述过于模糊,而且其时间跨度非常大。 而且,“公元前11世纪中叶”这一说法本身也不太站得住脚。 由此,对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有44种不同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相差112年。

这44个学说都是历代学者根据天文计算得出的,都是有道理的。 即使测年工程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整理出了最新的甲骨文和金文,也只能通过排除法选出更准确的数字。 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或者说不够严谨。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被认为是商朝和周朝的分界点。 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测年项目的学者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得出结论,更不用说其他测年项目了。 因此,国际学术论坛就此问题整理了百万字论文集,专门批评中国学者。

2000年11月11日,《六月时报》刊登了美国汉学家倪德伟的话——“各国学者将把中国学者的报告撕成碎片!”

除了“根据天文推算年龄”的缺点之外,该测年项目还有另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的数据非常不精确。

当时,公众对“夏商周计划”寄予厚望,国际学术界也一直关注此事。 参与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实现他们设定的目标,西周各王的在位时间都精确到个位数。 这样的数据自然是非常好看的,但是由于这些数据是根据天文数据计算出来的,所以本身就是一个近似值。 这样一来,只要西周王在位出现问题,整个年表就站不住脚。

果然,周厉王首先受到质疑,因为测年工程的数据与传统历史记载相矛盾。 据权威史料《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卒于民国十四年。 我们的约会工程师使用了“统治37年”这一术语,但排除了“共和国14年”。 结果,西周王朝莫名其妙地延长了14年,这与司马迁之前的史料相悖。

除了周厉王之外,周穆王在位期间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史记》记载他直到50岁才掌权,但没有具体说明他掌权了多少年。 但测年工程截取了《近代竹书年谱》中的说法,得出他在位55年的结论,与《古竹书年表》相反。 与此同时,50岁即位的周穆王又在位55年,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至于周昭王的统治时期,测年工程的结果也是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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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西历不需要外人从天文方面来验证,仅凭历史界内部研究就崩溃了。 如果学者们能够实事求是,只给出西周各王在位的一个大概的时间框架,或许情况会好很多。

在划分夏商时期的时间框架上,我国学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强行“四舍五入”,导致与史料不一致。

例如,商朝的开始时间一直无法确定,所以他们以前1600年为开始。 事实上,这些专家只算出了“商汤灭夏”的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 然而,商朝的长度一直存在争议。 有的说576年,有的说552年,有的说526年。 强行四舍五入为“1600年前”肯定不行。

夏朝的建立就是基于这个错误。 《古竹年谱》记载夏朝存在了471年,断代项目的学者们都采用了这一观点。 因此,从“公元前1600年”往前推471年,夏朝出现的时间就是“公元前2070年”。 这个结论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以上就是我国学者在测年工程中所犯的比较大的错误。 这些谬论引起国际社会和民间的极大不满。 一些国际学者认为我们玷污了学术道德,而普通民众则觉得他们朴素的情感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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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相信五千年,但这种先射击后画靶的做法,还是让我们有上当的感觉。”

这基本上是民间的普遍看法,这种声音其实也比较客观。 尽管我们的学者有美好的目标和自己的学术底线,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仍然过于鲁莽。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碳14技术过于落后,项目参与者急于取得成果。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仔细审查就匆匆下发的。

不过,这一事件并不像一些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是我国政府和学者“自导自演的闹剧”。

这绝对不是民族主义。 中国人民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利。

2002年4月,“亚洲学术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一些西方学者对我们的约会项目说了非常不愉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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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们的发言与2000年不同。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仍然对我们测年项目的结果提出质疑,但这种讨论显然超出了学术范围。 两年前参与讨论或公开质疑的西方学者从各自的学术立场撰写了论文,指出了我们约会项目中的具体谬误。 这些论文集达百万字。

中国学术界接受这样的批评。 我们的“夏商周工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然而,质疑这次“亚洲学术会议”的学者却一致否认夏朝的存在。 他们开始声称中国之所以“急于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我们的学术错误与政治混为一谈。 显然,这些论点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这是错误的。

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不应该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 这就是民族主义。 就像埃及的考古界一样,我们应该让西方学者推动历史研究,证实他们的祖先和辉煌的文明确实存在。 这是“符合学术道德的非民族主义研究”。 否则,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种逻辑相当荒谬,但中国很多人还是被愚弄了。 中国几千年的古籍中都记载了夏商王朝的存在。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我们的祖先。 如果西方人说中国人的祖先建立了夏朝,那么请提供证据证明我们的古籍都是捏造的。 此外,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也是夏朝确实是一个真实王朝的有力证据。

“不是夏文华没有发现,而是如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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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夏商周工程”的初衷。 这项有争议的研究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 中国人民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利。 我们决不能落入别人的陷阱,像埃及、印度等国家一样,等待别人完成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梳理。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交友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纠正。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祖先也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一定能够厘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并给出一份有理有据的新报告。 这是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理所当然的事。 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任意指责。 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